佐藤屋登

佐藤屋登的个人简介

佐藤屋登，蒋百里的妻子，蒋英[音乐家]的母亲，1913年，病榻上的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爱上了护理自己的日本护士佐藤屋登，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

概述

佐藤屋登，蒋百里的第二任妻子，中学毕业后她考入护士学校，在实习五年后被派到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服务。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蒋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在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一波三折后终成眷侣。

1914年冬日的一天，一艘日本轮船缓缓驶入天津塘沽口，佐藤屋登再度来到中国，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日本。蒋百里委托一个朋友作媒人，到码头迎护佐藤屋登姑娘，随后两人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婚礼。这一年，蒋百里32岁，左梅24岁。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蒋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音乐家] ，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广西宜山病逝，逝年56岁。1978年，左梅病逝，享年88岁。骨灰与蒋百里的灵柩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

感情经历

1913年6月19日，中华民国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地保定，一股紧张的气氛正弥漫全城。位于城中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戒备森严，校门外的马路上布置了大批换上新制服的持枪军警。不多时，一辆英国制造的黑色马车向校门疾驶而来，站岗的士兵一眼便认出这是校长的专用马车，马车进入军校后停在了校长办公楼门前，但下车的不是校长，而是一位日本女子，这是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女子踏入。

这位日本女子名叫佐藤屋登，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与佐藤屋登一起下车的还有日本公使馆军医平户，平户与佐藤屋登来到保定军校的原因，是受日本公使伊集院的派遣，为自杀未遂的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实施抢救。蒋百里自杀的电报很快送到了袁世凯面前，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让交通总长曹汝霖到日本公使馆，请他们派遣最好的外科医生到保定，看看是否还有救。不一会儿，日本公使馆指派军医平户和护士长佐藤屋登立即坐火车赶往保定，抢救蒋百里。

日本军医和佐藤屋登赶到保定后，立即来到军校，在查看蒋百里的伤势后，发现子弹已从肋骨间穿出，无需手术。日本医生向学校建议，蒋百里虽然已脱离险情，但需要长期休养，而且精神的安慰比药物治疗更为重要。这时候，袁世凯传下话来，要求至少有一人留在保定照护蒋百里，因此，日本医生将护士佐藤屋登留在了保定，负责对蒋百里的日常护理，但是，这位日本女子怎么也想不到，这起偶然的事件竟成就了自己与蒋百里的异国情缘。

为了彻底断绝蒋百里的自杀念头，佐藤屋登在担负日常护理工作的同时，还要用言语宽慰蒋百里。因为蒋百里曾经留学日本，能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佐藤交谈，佐藤屋登则给蒋百里讲了一堆大道理。她说：“遇到困难，用自杀的方法来逃避，是最轻松、最容易的办法，但是，生命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的。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人才是非常不容易的。既然想报效国家，活着才能报效国家，才有机会报效国家。”

佐藤屋登的劝慰让受伤的蒋百里觉得，这是一个不一般的日本姑娘，从这一刻起，佐藤屋登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刻在了蒋百里的脑海中。

在佐藤屋登的精心护理下，蒋百里的伤势渐渐好转，并逐渐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就在这时，蒋百里发现自己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位日本姑娘。

他说：“你有很高明的见解，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以后不再自杀了，但是如果你将来离开我，不在我身边，我万一又想自杀，又有很多悲观的念头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长久地留在我身边。”但是佐藤屋登只是作为一个护士来尽她的责任，她心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蒋百里养伤的第三个星期，佐藤屋登突然接到了北京发来的电报，告知公使馆有紧急的护理工作要做，让她迅速回京。蒋百里知道挽留不住，便派副官把佐藤屋登送上了回京的火车。佐藤屋登的离开让蒋百里备感失落，他无法预知何时能再次见到佐藤屋登姑娘。

尽管佐藤屋登回避了蒋百里含蓄的示爱，但对这个年轻的中国军官，却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蒋百里伤势好转后，不愿意继续担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职务，向陆军部递交了辞呈，随后到天津休养。

1913年的10月，北京进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这个月，在天津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的蒋百里也来到了北京，住在位于东单牌楼的川田医院继续休养，这是一家由日本人开设的医院。袁世凯在得知蒋百里来京后，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月薪300元，这相当于一个私塾教师25倍的收入。军事处是袁世凯在总统府里单独设置的一个军事部门，其目的就是为了总统亲自掌握军权。

来到北京休养的蒋百里，惊喜地发现护理他的依旧是佐藤屋登。这时候，蒋百里通过一条侧面的途径，向佐藤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10月的一天，蒋百里的主治医生把佐藤屋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蒋百里托总统，总统又托日本公使，公使再托自己，向佐藤屋登征求意见，蒋百里希望佐藤屋登能嫁给他，同时日本医生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警告佐藤屋登，告诉她不要有非分的猜想，他说蒋百里在浙江海宁县硖石镇是有妻子的。

佐藤屋登感到很冤枉。从那一天开始，佐藤屋登有意识地回避蒋百里。但是没过几天，蒋百里让侍从给她送去一封信，信里除了要求她不要离开医院之外，没有太多的内容。蒋百里频频向佐藤表示心迹，但佐藤屋登却选择了离开。

佐藤屋登离开中国时，给蒋百里留下了她在日本的通信地址。回到日本后，事情并没有如佐藤屋登原先所设想的那样：蒋百里会放弃对自己的追求。而且，在佐藤屋登的内心深处，已经无法彻底忘记这位优秀的中国青年。

在日本北海道，佐藤屋登不时地收到蒋百里寄来的书信，书信的内容依旧是希望自己能嫁给他。为了让蒋百里放弃这个念头，她一封信都没有给他回。

面对蒋百里源源不断的爱情攻势，佐藤屋登最后在一封回信上表明了自己矛盾的心情和最后的态度。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不会说假话，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

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困难，而我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因此难上加难。我已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此事已无希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蒋百里传》）

但是，蒋百里的来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他说自己就是因为佐藤屋登的安慰、劝导，才活下来了。如今，如果佐藤屋登不答应他，他还要死。如果佐藤屋登再不给他回信，他要找到日本去，死在佐藤屋登家。

蒋百里的这一做法，后来被他的好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称为“放刁撒赖的突击战术”。蒋百里的这封信彻底摧垮了佐藤屋登的情感壁垒。

一天，佐藤把蒋百里所有的来信都拿出来，交给父母看，希望父母给她一个明确的态度，父亲一封不落地读完了这些信。

父母告诉佐藤屋登：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如果你愿意嫁给他的话，那你就嫁过去吧。你若是受了委屈，随时可以回国来，我把你应得的一份产业留下来等待你。

在蒋百里锲而不舍的追求下，佐藤屋登终于回信，接受了蒋百里那份炽烈的感情。

佐藤屋登给蒋百里回信，告诉他，父母已经同意了，自己也确定了来中国的时间。蒋百里凭印象，让外国裁缝师为佐藤屋登制作了礼服和婚纱。

1914年冬日的一天，一艘日本轮船缓缓驶入天津塘沽口，佐藤屋登再度来到中国，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日本。蒋百里委托一个朋友作媒人，到码头迎护佐藤屋登姑娘，随后两人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婚礼。因蒋百里生平最爱梅花，因而为妻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左梅。

这一年，蒋百里32岁，左梅24岁。

结婚23年后，蒋百里发表了他的著名军事著作《国防论》，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战略论断：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

中国是有办法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蒋百里被人称为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国防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梅带着她与蒋百里的五个孩子一起加入了抗战的行列，为抗战捐款，并亲赴前线为中国伤兵提供治疗服务。她晚年时曾讲：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广西宜山病逝，逝年56岁。

1978年，左梅病逝，享年88岁。骨灰与蒋百里的灵柩一起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