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登基第二年，乾隆帝直接废除雍正帝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赢得官员、士绅和老百姓的赞许。

当年，雍正帝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康熙执政后期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税收收入有限。

由于官员地主一类真正富有的人不需上交多少赋税，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造成国库空虚。

因此，雍正帝出台“摊丁入亩”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旨在优化税收结构。

要求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使社会富有阶级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保证国家税收的增长。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听起来很光鲜，很像一句得民心的政治口号，实际只能当标语使用笼络人心，如果真正执行，那必然会遇到阻碍。因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

当差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 、杂役、军役等。纳粮则是封建社会时期，每个朝代的农民，秋收之后向官府交税，从而产生了纳粮。

封建社会的官员和士绅这个群体有着诸多的特权，其中的一项特权就是他们可以“不当差、不纳粮”。他们名下的田产可以不向国家交税，他们可以不用给国家当差服役。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针对官员和士绅的政策，也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对官员和士绅来讲，既要当差，又要缴税，甚至需要交更多的税，这是他们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从政治学上来讲，这是对千年科举和官僚士绅特权传统的挑战，直接损害清朝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国家管理结构。

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

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容，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

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如果科举制度被破坏，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

清朝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清一入关立即重开科举考试，这样既帮他们选拔了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有利地解决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对稳固满族的统治至关重要，可谓是一举两得。

科举被称之为“不劳兵之法”。特别是康熙以儒治国，并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为满清政府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雍正实施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开始，各地罢考不断，差别只是规模和数量。如雍正二年，河南封丘出现大规模罢考事件。

河南生员抬出孔圣人的牌位反对。举子秀才们说“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

辛苦读书就是为了中举之后享受特权，结果你说一样要纳税当差服役，那中举和不中举有什么两样，科举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战。

这样，清王朝以儒家思想构建的统治体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整个社会丧失了制度体系运转的基石。

雍正的此举是对千年传统政策的挑战，直接触及官僚利益。“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此令一出，几乎所有官员都反对，只有雍正帝的亲信田文镜在河南强行推广，民怨四起，难怪乾隆帝要批评他。

很明显，官僚体系的反对，这样在执行层面上就有很大的难度，工作是无法展开的，政策形同虚设。

乾隆帝能够废除“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原因是同为征税的摊丁入亩意外成功，国家税收能够得到增长，达到预期的目标

摊丁入亩，即将税赋中按人丁收取的丁银摊派到土地负担中的地银去。丁银就是不管你是穷人富人，家里有几口人，就交几份钱，按人头多寡来收税。

这种人头税无疑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富人养个6个孩子的代价能和穷人一样吗？富人交了6个人的人头税，不过是九牛一毛，无伤大雅。而穷人交了这6个人的钱，可真是要活不下去了。

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丁银与田赋以田亩多少为征收依据，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发展。

摊丁入亩这条政策，我认为触动的只是一般地主阶层的利益，对官员们的影响很小。因为官员他们的土地都是隐藏的，根本不在地方政府的记录里。

即使雍正帝要求这些人自己报出自己隐藏的田地，但是很多官员都没怎么报，就算报也是意思意思，所以官员的税负没有增加。

这一条推行后，虽然有些地主会不满，但是对官吏影响不大，显然能够推行成功。

既然摊丁入亩能够实现增加税收的目标，那么一体纳粮就没有必要实施，一体当差自然也没有必要推行了。

雍正帝推出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遭到了官僚阶层和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动摇科举制度，有悖于满清政权的运转，根本无法执行，被乾隆帝废除是必然的。

雍正帝推出的摊丁入亩政策，能够促进税收的增加。这虽然触及了地方豪强们的利益，但也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社会财富能得到一定的均衡。

能够见到国库银子增长，乾隆帝自然喜笑颜开，这是摊丁入亩得以保留的最重要考核指标。

“一废一留”体现了国家管理与皇权、官僚阶层、社会负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房产税也许有一定的帮助。